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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前,在上海的“伟大握手”

2022-10-12 09:12:20 解放日报  

  今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、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在上海历史性会晤100周年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,缔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,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到来。

“时势之英雄”

  早在1903年,孙中山就提到了社会主义。他在《复某友人函》中说:“所询社会主义,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。”

  五四运动时期,孙中山支持学生运动,敦促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,还阅读陈独秀、李大钊创办的《每周评论》,并指派朱执信等创办《星期评论》,以共同推进新文化运动。当时,两份刊物被誉为“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”。

  孙中山读过李大钊关于“十月革命”的文章。1919年,他同李大钊等人已有接触,“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,感到非常高兴”。

  日本狂热分子曾以歪曲捏造的事实对中国、中国人民进行污蔑,还试图否定孙中山的人格和能力。李大钊却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、英雄气概大加褒扬,认为“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”“高洁之怀,天下共见”“其浩然之气,真挚之诚,高洁之怀,缠绵悱恻之心,可敬可钦,可歌可泣”。

“畅谈不倦,几乎忘食”

  1921年7月,中共一大召开。同年12月,李大钊安排马林南下桂林会见孙中山,并提出改组国民党、创办军官学校、与中共合作等建议。

  1922年,陈炯明发动兵变,孙中山避居上海。他进一步认识到,国民党党员构成“非常复杂”,一旦动机难达,“便反对本党”。于是,孙中山痛下决心,决定“改组国民党的全体”,并真诚欢迎国共两党进行“党内合作”,欢迎苏俄援助中国革命。

  1922年,中共中央发表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》,提出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,无产阶级应该联络民主派,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。

  中共中央还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,讨论国共合作问题。会议决定,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实现国共合作,并由李大钊负责联络国民党主要领导人。

  8月23日,李大钊前往上海莫里哀路29号拜会孙中山,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,“畅谈不倦,几乎忘食”。

  从8月23日到9月初,李大钊连续多次拜会孙中山,商谈合作事宜,详细讨论“振兴中国之问题”。他们还谈及国内社会阶级的分析、革命力量的聚合等。不久,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,成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。

  李大钊还在中共内部作了大量的解释、说服教育工作,以推动和促进国共合作。比如,发表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》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理论探讨,提出“一个政治革命的党,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”。

  1923年10月,孙中山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,密电“即来沪会商”,并委托其参与国民党一大筹备事务。为帮助孙中山确定改组国民党的纲领和方针,李大钊多次奔走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之间。

  1924年,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,李大钊作为孙中山指定的北京区代表与会。李大钊抵达广州的第二天,孙中山便在大元帅府接待了他,并向其展示手写的《建国大纲》以征求意见。

  大会期间,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,并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在这次大会上,孙中山重新解释了“三民主义”,确定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。

明确的思想 无畏的勇气

 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,国共两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。为此,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,并任命李大钊为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。

  李大钊深刻认识到,如果没有国共合作的巩固与发展,要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和北方地区开展革命运动,将是十分困难的。因此,他特别注重加强北方国民党的组织建设,以巩固两党合作的基础与实力。

 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北京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15个省市的党务工作。李大钊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和国共合作的优势,让国民党员由不足百人增至1.4万余人。

  从1925年到1926年,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,北京开展一系列群众斗争,如国民会议运动、“五卅”反帝斗争、关税自主运动等。群众运动日趋高涨,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基础,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。

  孙中山和李大钊交往时间不长、会面次数不多,但两人都立志于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,一步步建立起真挚的革命情谊。

  李大钊多次称孙中山是“我们的革命先锋”“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”,认为“孙先生的主义,便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”。在孙中山逝世周年时,李大钊在文章、演讲中颂扬其在民主革命史上的地位,认为他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“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……实为最重要的部分”。

  孙中山对李大钊的评价也很高。宋庆龄回忆:“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……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。他知道,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。”

  (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,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)